「爸爸的腦子，似乎特別不愿意記憶那些悲啊苦啊的東西，更不愿意將它們訴諸文字。」汪朗說。

汪曾祺很喜歡宋人的一句話，「頓覺眼前生意滿，須知世上苦人多」，這或許也是他不寫自己的苦，反而要「人間送小溫」的初衷，也讓他在當時人性撕裂的黑暗中，守住性情不至于太動搖。

很快，汪曾祺被調回北京，不久進入樣板戲創作班子，這讓他終于過了還算安順的日子，但「四人幫」倒臺后，他又因這段經歷被「掛」起來審查了一段。

汪朗記得，那段時間，汪曾祺白天在單位受審查，回家后就喝（ㄐㄧㄡˇ），罵小人，嚷嚷著把手指頭剁下來以「明志」。

他多年以來已很少畫畫，這時又畫起瞪眼睛的魚，蜷腿翻白眼的大嘴鳥，自題：「八大山人無此霸悍」。

別人稱贊汪曾祺能隨遇而安，

但另一些時候，他又說「隨遇而安」不算是好的心態。

「這種心態的產生，有歷史的原因（如受老莊思想的影響），本人氣質的原因（我就不是具有抗爭性格的人）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觀，是‘遇’，是環境的，生活的，尤其是環境的原因。」

沒有人能超脫時代的限制，隨遇而安不過是讓他不至于被時代變故摧毀，用文字營造了一個精神的花園，自娛之余，也慰藉他人。

但這個花園是脆弱的，「世間小兒女」的平淡故事后有很多隱痛。

這是在「汪曾祺熱」里很容易遮蔽掉的一層。

人生就是，忠于自己，成全自己

「我與我周旋久，寧作我」

汪曾祺后來被戴了很多帽子，「最后一個士大夫」「最后一個純粹文人」之類的。

實際上，他對士大夫時常是語帶諷刺的。

他熱愛平凡人的生活，就不覺得廟堂文化有多麼尊貴。

倒不如汪朗的評價更準確，他說：

「我們家老頭兒，雜七雜八的東西也知道一些，但是很不成體系，有雜而無學」

「老頭兒之雜，起碼有三，看雜書，寫雜文，吃雜食。」

老頭兒也倡導「口味最好雜一點……對生活的興趣要廣一點」。

他不僅能寫會畫，也會唱戲，擅做菜， 「要呆在一種什麼東西里，沉溺其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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