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西南聯大，中間為汪曾祺

日軍的轟（ㄓㄚˋ）機飛來飛去，動不動就「跑警報」，時不時就（ㄙㄧˇ）人。

但這樣的時刻在他看來，卻是談戀愛的好時機：

「空襲警報一響，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邊等著，有時還提著一袋點心吃食。」

他常往松林的方向跑，因為可以炒松子，一邊躲轟（ㄓㄚˋ），一邊大快朵頤。

寬裕些時，就去集市的攤邊吃白斬雞，美其名曰「坐失良機」（坐食涼雞），或是在街頭（ㄐㄧㄡˇ）館要一壺（ㄐㄧㄡˇ）、一碟豬頭肉。

也喜歡看雨—— 「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、豐滿的，使人動情的。」

于是，苦痛的日子在他的回憶里閃著亮光： 「在昆明見了長得最好的茶花，吃了最好吃的牛肉，好吃的米線可救失戀的痛苦。」

1946或1947年，汪曾祺在上海

1948年，正打仗的時候，28歲的汪曾祺到了北京。

在沈從文的幫助下，在歷史博物館做辦事員，干著檢查倉庫這類無足輕重的事情。

才華無處伸展，不可能不愁悶。

下班后就在故宮筒子河邊看人算卦、叉魚，來打發時間。

晚上，「 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，仰看滿天星斗，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，就我這里一點是熱的。」他后來回憶道。

汪曾祺和沈從文

新政權建立，沈從文很快「靠邊站」，在創作的盛年告別文學，和故宮里的瓶瓶罐罐打起了交道。

汪曾祺也收斂起鋒芒，但后來還是沒躲過被劃為「右派」，下放到河北張家口的沙嶺子。

年近40的文弱書生，就這樣干了三年插秧、鋤地、打藥、抗包的活兒。

但他說， 「人不管走到哪一步，總得找點樂子，想一點辦法，老是愁眉苦臉的，干嘛呢！

噴灑農藥的時候，他欣賞著 「波爾多液」好看的天藍色。

他成了打藥能手，別人讓他總結經驗，他說，「我覺得這活有詩意」。

馬鈴薯開花，他掐一把放在玻璃杯里，對著畫花和葉；馬鈴薯熟了，他就畫薯塊，畫完就烤上吃掉。

于是，「像我一樣吃過這麼多品種馬鈴薯的，全國蓋無第二人。」

多年之后，他打趣下放的遭遇說： 「真是三生有幸，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。」

那里的日子并非悠閑，有時累得一句話都說不出。但沒什麼人管，對他來說，就是神仙日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