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業元年三月,隋煬帝在繼位不到一年后,便下詔命尚書令楊素、將作大將宇文愷營建東都洛陽。
營建洛陽并非是楊廣一時的奇想,而是當時政/治、經濟發展的要求。隋朝的政/治中心在北方而經濟重心在南方。
但南方豪族勢力較強,曾多次發生反叛,隋朝的都城長安又離南方較遠,「關河懸遠,兵不赴急」。在洛陽建東都,可以「控以三河,固以四塞,水陸通,貢賦通。」
秦漢以來,關中農業的水利命脈鄭國渠、白渠等水利設施,因河床下切等原因,灌溉面積減少了百分之九十,這也導致了關中地區糧食產量大面積下降。
在關中人口不斷增加的現實面前,長安地區的糧食供應主要靠漕運,一旦漕運發生困難,只能組織百姓到關東「就食」ADVERTISEMENT
而關東地區,特別是江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在隋朝時有了很大的提高,每年都有余糧,這些余糧運到洛陽比較容易,而要運到長安則比較費事。
在洛陽營建東都還有一個好處:長安地偏西北,政令不易遠達四境,尤其對東方的控制鞭長莫及;而洛陽地處全國中心,可以控制山東、威覆江南。
從經濟上講,長安地處關中物產有限,各地物資供應長安,漕運艱難,耗費巨資,而洛陽四通八達,網羅天下財富,可稱最理想之首都。
隋煬帝營建洛陽的速度很快。在每月役使民工兩百萬人的基礎上,僅用十個月的時間便完成了東都的營建工程。從此洛陽成了隋朝的政/治中心和經濟樞紐。
為了加強中央政/府對江南地區的控制,為了完成國家從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統一,把帝國的權力中樞從西北一隅遷移到中原地區,有利于加強中央政/府對江南地區的掌控,有利于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系。
所以客觀地說,隋煬帝營建東都,是有著超前的戰略眼光及歷史意義的。
幾乎在營建洛陽的同時,隋煬帝又開始了另一個偉大的工程——開鑿大運河。這條運河北起涿郡(北京),南到杭州,全長兩干多公里,分三個階段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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