練琴時的我，和做算術時的我完全是兩個人。

父親是自由主義者，見我被數學逼得發瘋，安慰我母親順其自然，「我看她以後活得下去的」。

母親這才接受現實，叮囑我好好學音樂，將來千萬不要做跟數學扯上關係的工作。我深知自己別無所長，對音樂越發上心了，很少再挨罵。

因為父母開明，我的童年還算幸福，過得也很充實。可就在1966年，國內環境陡變，父親丟了工作，母親被派去農村當赤腳醫生，兩個哥哥成為下鄉知青，家裡只剩下11歲的我和妹妹相依為命。

為了養活妹妹，我每天去菜市場剝毛豆，剝一斤才給三分錢，一天下來指甲里全是血……

為了不讓父母失望，我每天早上五點就起床練琴，靠練樣板戲把基本功打得越來越牢。

總政歌舞團多風光啊！在軍隊歌舞團系統中處于最高地位，能進去的人鳳毛麟角，像蔡國慶、毛阿敏、李雙江這些後來耳熟能詳的明星都是從總政出來的。

1970年，總政歌舞團招生組成員和我母親（左一）、

父親（左二）、妹妹（左四）的合影。

我自然不能錯過這寶貴的機會。

1968年冬天，父母結束下放平安回家後，13歲的我便一個人從上海坐火車去了北京。

這是我第一次獨自離家，雖然個頭已經超過一米六，看起來和成年女孩無異，心智卻遠未成熟。進團前兩個月，我幾乎每天都哭鼻子，有時因為想念家人，有時因為部隊生活過于嚴格枯燥。

清晨的起床號令吹響後，我很難在兩分鐘內穿戴整齊、打好背包，緊急集合時總是衣衫不整，時不時被班長訓斥。

好在作為歌隊里年齡最小的女孩，我的才藝水平很拔尖。小提琴和鋼琴自不必說，聲樂學習也從沒斷過。

前幾年，在一家人連生存都成問題的情況下，母親仍借錢給我請家庭老師，她說，「你可以不吃飯，可以穿得很破，可以節約家裡所有開支，但教育上不能省。」

憑藉紮實的童子功，13歲的我成了團里多才多藝的小教員，頗受大家喜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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